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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叔敖與期思陂


發布時間:2019年11月05日  來源:

期思陂的故鄉在哪兒

  河南固始,是一座具有獨特魅力的縣域城市,不僅身處大別山北麓風景秀麗,而且文物古跡眾多歷史悠久,其在夏商時期為蓼國地,在西周為蓼、蔣、黃、番等國地。春秋中期,楚滅此地諸國,建期思縣,固始彼時為期思縣之潘鄉,又名寢丘邑。

  1957年,毛澤東考察淮河治理時,曾稱贊過孫叔敖是了不起的治水專家。偉人之所以如此稱贊孫叔敖是有原因的,楚莊王時期,孫叔敖在河南固始縣修筑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系統性水利灌溉工程——期思陂,而其子孫亦封在此地。

  作為我國最早的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陂被當地人稱為“百里不求天灌區”,其修筑時間要早于我國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芍陂、都江堰、鄭國渠、漳河渠,因此,在我國水利工程史上一直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大多數人認為期思陂是孫叔敖修筑,主要依據在于以下史料:“期思”二字最早見于《淮南子·人間訓》。記載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這被認為是孫叔敖修筑期思陂的最早記載。東漢崔寔在所著的《四民月令》中寫道:“孫叔敖作期思陂以攻寇。”這說明期思陂可能還具有城防等軍事功能。稍晚的東漢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固始令段光在期思縣城西北隅孫叔敖廟前的碑文中頌揚孫叔敖的功德:“及其為相,布政以道……宣導川谷,陂障源泉,堤防湖浦,以為池沼。”到了唐代,馬總所輯的《意林》中則出現了“孫叔敖作期思陂而荊土用瞻”的說法。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覽》:“孫叔敖作期思陂,而灌雩婁之野。”可見,在經歷了將近1600年的漫長歲月后,世人終于較為客觀地認可了這一事件的真實性,自元明清以降,歷朝歷代基本延續了這一觀點,未有異議。

期思陂的“出生證明”為何受到質疑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水利界、史學界則對于期思陂、芍陂是否為孫叔敖修筑這一史實爭論不休,而爭論的根本原因在于現存的直接性史料不夠充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信陽人,我生活的地方就離期思陂舊跡不遠,對于孫叔敖的種種傳說舊事更是熟記于心。但是,科學嚴謹地考證孫叔敖修筑期思陂這一史實并不是一件輕巧的事。因此,在通過一番查證后,我認為通過“旁證法”運用間接性材料進行求證不失為一種捷徑,而且此舉也有利于增強孫叔敖修筑芍陂的可信度,進而使二者互為印證。

  一些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對這一史實提出異議乃至出現嚴肅的論戰,其質疑的問題核心有三點:一是孫叔敖本人的能力存疑。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動蕩。三是彼時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下面,根據現存資料,我將就此三點問題進行逐一釋疑。

  一、孫叔敖個人能力問題

  有人認為,《荀子·非相》《呂氏春秋·異寶篇》中皆提到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這意味著他當時應該地位較為低賤,因此不可能有能力擔此大任。首先,鄙人的原意有兩種:1.鄙俗的人。2.居住在郊野的人。孫叔敖既為楚國令尹又在后來晉楚之間爆發的邲之戰(公元前597年在河南滎陽地區爆發的爭霸戰)中運籌帷幄,幫助楚莊王贏得勝利從而奠定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顯然,粗鄙之人可信度不高。此外,在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循吏列傳·孫叔敖傳》記載其為“楚之處士”,“處士”的原意是指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由此推斷,孫叔敖在未任令尹之前應該為居于郊野的才德之士。不僅如此,在已經出土的產于戰國中期的郭店楚簡《窮達以時》中有文云:“孫叔三射恒思少司馬,出而為令尹,遇楚莊也。”這說明孫叔敖在出任令尹之前應該已經擔任過少司馬這一地方官職,也就是說他當時已經初步具備修筑期思陂的動員能力與地方權威。

  容易被忽略的最后一點是,孫叔敖有著特殊的家世。《左傳·宣工十一年》記載:“蒍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蒍賈即為孫叔敖(羋姓,蔿氏,名敖,字孫叔)的父親,工正為國家百工之長,其家族擅長土木、水利等多項工程建設。由此可知,孫叔敖出生于百工世家,而且在《循吏列傳·孫叔敖傳》中,詳載其“施教導民……春夏以水,各得其便”,這也驗證了孫叔敖具有教導百姓修筑治水工程的技術能力,這一家世傳統至少延續到他的孫輩蒍掩,因為蒍掩也曾擔任司馬并修筑多處水利工程。因此,所謂孫叔敖個人能力不足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二、社會環境動蕩問題

  有學者認為,當時修筑期思陂的地區尚屬于楚國新占領而未能有效控制地區,并舉例沿淮的六(國)、蓼(國)、舒(國)等多國的反復叛亂,以此證明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新占領區域要修筑初具規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不現實的。理論上看來,這確實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客觀不利因素,然而,有兩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要注意:一是期思陂規模不大,涉及區域不廣。二是修筑期間為寶貴的戰爭間歇期。

  期思陂又叫“百里不求天灌區”,具體工程為:在史河東岸鑿開石嘴頭,引水向北,稱為清河;又在史河下游東岸開渠引水,稱為堪河。利用這兩條引水河渠,灌溉史河、泉河之間的土地,區域內灌溉得以保障。因清河長45千米,堪河長20千米,后世又稱“百里不求天灌區”。由此我們發現,最初的期思陂長不過50千米有余,而且基本為利用地形引水灌溉,并不需要芍陂那樣蓄水乃至后世出現的提灌技術等等,因此規模不大,不會過于費時耗力。

  此外,期思陂修筑期間的當地環境處于動蕩中的相對安定狀態,依據在于:孫叔敖生于公元前630年卒于公元前593年,《呂氏春秋·六論·不荀篇第四·贊能篇》(卷24)提到,孫叔敖“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據此推算,期思陂的修筑應該是在公元前605年之前,而此地區的蔣國早在公元前617年就為楚國所滅,可以說當地已經較為穩定。至于附近區域的六國、蓼國、舒國諸國叛亂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22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15年,第三次是在公元前601年。因此,在公元前605年之前的十年內,當地環境應該較為穩定,所謂的環境動蕩之說并不充分也無法讓人信服。

  三、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問題

  有關學者提出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不足以完成建設等問題,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灌排技術體系能否達到要求。二是相關生產工具器物能否滿足修筑要求。

  針對灌排技術體系能否達到要求的爭議,現有的證據已經表明當時的灌排技術體系能夠滿足期思陂修筑要求。《史記·夏本紀》中提到大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淢。”這個“溝淢”就是“溝洫”,“致費于溝淢”的意思就是盡力于溝渠水利的建設。至于井田制,早在夏代就開始實行了,商代甲骨文中出現過“田、甽”等字即為后來的“畎”字,含義為溝渠。井田制的實行貫穿夏商周春秋漫長的歲月,這就需要有完善的灌排水利體系。《周禮·地官·稻人》中記載:“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東周時期的《周禮·考工記·匠人》則對人工溝渠灌排系統作了更詳細的描述:“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其中,“澮、溝、洫、遂、甽”分別與今天的總干渠、干渠、支渠、毛渠和田間的壟溝相約對應,而且,這在1993年遼寧阜新出土的距今約3600年的總長約245米的渠道遺址中也得到印證。由此可知,修筑于春秋中期的期思陂所要求的灌排修筑技術體系是完全具有的。

  針對相關生產工具能否滿足修筑要求的疑問,下文有充足的證據消除疑問。一是鐵器生產工具已經開始推廣應用。在春秋早期,齊國管仲對齊桓公發展農業生產的建議在《國語·齊語》有記載,曰:“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斤,試諸壤土。”這里的“美金”是指青銅,“惡金”是指鐵。齊桓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85年—前643年,要早于期思陂修筑時期半個世紀以上,而在長沙早期楚墓中也出土了“凹字形鐵口鋤”,由此可知,修筑期思陂時運用鐵器開挖河渠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即使鐵器在當時未得到普遍運用,期思陂的修筑仍舊可以順利完成,因為我們忽略了當時發達的青銅冶煉技術和大量的青銅農具。青銅冶鑄在距今約4000年的夏代就已經開始了,在商代已經出現了青銅農具,1989年冬,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商代遺存中出土了484件青銅器,工具類有16種127件,可以確定為農具的有犁、插、耒、耜、铚垃、鐮、鏟、錛、、斨10種計36件,其他相關工具則更多,而楚國所占有的大量淮南—江南古銅礦群則為其大量鑄造使用青銅農具提供了基礎條件。

前世今生兩千年 雩婁之野今安在

  歷史的天空一刻未曾停歇,而期思陂也從未被人們遺忘,2600多年來它一直為當地百姓造福。東漢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廬江郡太守王景主持復修。東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揚州刺史劉馥興修江淮間水利時,再修期思陂。曹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鄧艾又一次修治期思陂。這些澤被千秋的功業見諸《淮南子·人間訓》《后漢書》《三國志》《讀史方輿紀要》等,歷代地方志書亦有記載。

  漢、唐、宋時它被改稱為“期思—雩婁灌區”,明清時期則稱其為清河灌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稱解放灌區;1954年修建解放閘,使灌區在原有的4000公頃基礎上擴大到1.6萬頃;1956年梅山水庫建成后,灌區成為淠史杭灌區的組成部分,因引用梅山水庫水而改名為梅山灌區;1958年進行擴建,設計灌溉面積6.5萬公頃;1964年建成黎集渠首樞紐工程和中干渠,1966年—1970年興建了從安徽省紅石嘴樞紐引水的南干渠工程;1972年,全灌區基本建成,灌區內塘、堰很多,屬于引蓄結合的灌區。

  如今,期思陂既是梅山—鲇魚山灌區的組成部分,也將和芍陂一起繼續為我國最大的灌區——淠史杭灌區潤澤1100萬畝沃土。可以說,淠史杭灌區繼承了孫叔敖水利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修筑的期思陂、陽泉陂、大業陂與芍陂等分散水利工程的貫通升級版。在淮濱縣城東湖畔,肅立的孫叔敖像按劍昂首,深情地遙望著他的后世子孫,雩婁之野今尚在,百姓甚幸,國家幸甚!

作者:晏洋 責任編輯:范江濤 胡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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