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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晉南北朝文化

來源: 發布時間:2011年08月11日    責任編輯:云琦

  三國、晉、南北朝,中國處于分裂局面,但各政權在初建伊始,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復生產,使得在戰爭間歇期間,出現了生產恢復和經濟繁榮的景象。曹操為了解決軍食民需,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發布了“屯田令”,開始在“許下屯田”。接著在曹操勢力所及的關中和其他州郡,一般設立屯田官,招撫流亡,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經過努力,遭受戰爭破壞的農業生產有了很大起色,為曹操擊敗袁紹、烏桓,全部統一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區,起到了很大作用。北魏在統一北方后,也比較重視農業生產,孝文帝在農業上進行改革,使北方大量的荒地被開墾,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所以,中原地區的原有文化傳統沒有中斷。 

  魏、西晉、北魏都在或曾在洛陽建都,西魏、北周在長安建都,東魏、北齊在鄴建都,黃河流域仍然保持著中心的地位。文化和科學技術也在秦漢的基礎上前進了一步,并出現了一批杰出的科學家。 

  一、科學技術 

  (一)農學 

  這時期黃河流域農業生產及耕作技術都有了提高。北魏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齊民要術》所討論的地區范圍包括現在山西東南部、河南中南部和北部以及山東等地。這些地區大都位于黃河中下游,氣候干旱少雨。對如何在干旱地區整地、中耕、保墑,如何保護、提高地力等,書中都有精辟的敘述。《齊民要術》對黃河中下游地區水稻的栽培技術也都作了詳細的記述。此外,《齊民要術》還反映了中國古代豐富的生物學知識。此書的問世,標志著中國北方農業體系的成熟。 

  (二)治河與水利 

  魏晉之際,對黃河和汴河進行過兩次較大的治理。一次是在魏黃初大水之后,汴口石門被沖毀,黃河、濟水不斷泛濫。為使洪水有所約束,正始間鄧艾寫了《濟河論》,提出治理意見,并重建了東漢時的石門工程。晉武帝時,汴口又被黃河水“浸壞”,傅祗出任滎陽太守,組織人力在汴口興修了一道沈萊堰,使黃河水有控制地進入汴水和濟水,平息了水患。這時期對治理黃河還有一些卓識與建議,從分析洪水泛濫的原因入手,提出具體的治河方法,并對施工計劃、組織領導、治河后的作物安排都有具體意見。此外,還有華嶠的“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的建議(見《晉書》本傳);傅玄的將河堤“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重用“精練水事”的河堤謁者石恢的一系列意見(見《晉書》本傳)等。 

  這時期,雖然處于割據分裂狀態,但各政權也因政治、經濟、軍事上的需要,在農田水利、航運上做了工作。曹魏水利,在曹丕代漢后的幾十年中,由于蜀、吳兩敵當前,軍隊供應的迫切需要,曹魏對屯田仍然比較重視,并積極興修了一批水利工程。青龍元年(公元233年),在關中地區除重修了漢時的成國渠,自陳倉(今陜西寶雞東)至槐里(今陜西興平)引汧水灌田外,還在同州(今陜西大荔縣)引洛水“筑臨晉陂”以灌田(《晉書·食貨志》)。此后,又在黃淮之間大興水利。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司馬懿“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晉書·宣帝本紀》)。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馬懿又在浚儀(今開封)之南,“修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晉書·食貨志》) 

  在開發西北和黃淮水利以前,河內郡野王縣(今河南沁陽市)典農中郎將司馬孚還在黃初六年(公元225年)前后,重整了漢代開發過的引沁灌區。 

  北魏時,在西北重鎮薄骨律(鎮治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南),由鎮將刁雍主持,在黃河西岸開新渠40里,修舊渠80里,修建一處引黃河水的大型灌區。這一大型灌區大約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青銅峽以下的黃河西岸。整個工程不僅修有100多里的渠道,而且因地制宜增修了攔河壩,保證了灌溉用水。因為這條渠建于艾山附近,故稱此渠為艾山渠。 

  西魏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在關中引涇河水重開白渠。大統十六年,在今富平縣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注入北洛河。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今山西永濟縣開河渠,今陜西大荔縣開(修)龍首渠擴大灌溉面積。 

  曹操對航運的開發很重視。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行軍至浚儀(今開封).在浚儀與睢陽(今河南商丘)之間治睢陽渠(即汴渠之一段),引黃河水溝通黃河和淮水的聯系。建安九年,曹操率軍渡過黃河進攻袁紹余部,在淇水入黃河的地方,修枋頭堰,“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建安十一年,曹操遠征北方的烏桓,派人“鑿渠·自滹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八年,曹操為了改善他的封地鄴的交通條件,“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此段引文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在曹丕和司馬懿父子的主持下,魏于黃河之南、淮河之北又修了賈侯渠、討虜渠、廣濟渠等,既可灌溉,又能通航,更加密切了黃河和淮河水系的聯系。 

  此外,司馬懿于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馬炎于晉泰始三年(公元267年),還曾兩次組織數千人,在陜州整治了黃河三門峽險灘,疏通運道。晉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司馬炎鑒于三門峽航運困難,在今陜縣南山選擇谷地開渠,把黃河水引向山南的洛水中,使來往于京都和關中的船只避開三門之險。由于《晉書》記述過于簡略,從什么地方開渠,河、洛在何處相會,施工情況如何,是否完成了這一工程,都沒有確切記載,今天已無從查考了。此外,晉燕、晉秦在黃河、淮河之間經常發生戰爭,為了保證供應,除利用黃河水系和其他天然河道運兵運糧外,又整修和開鑿了一些新的運渠。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命薄骨律鎮將刁雍在黃河中游開辟了從薄骨律到沃野鎮(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南)的黃河航道。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為疏通河、汴航道,又大修渠堰。終魏之世,河、汴的航運一直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天文歷法 

  三國晉南北朝時期,在天文歷法方面取得了新發展。北齊天文學家張子信,是中國古代關于太陽和五星視運動不均勻性現象的最早發現者,這是古代天文學史上繼歲差現象發現之后的又一劃時代的發現,對后世歷法的改進產生了深遠影響。今甘肅一帶的北涼人趙(匪欠),在元始歷中第一次打破了舊閏法,而提出3600年中有221個閏月的新閏周,使回歸年和朔望月之間關系得到調整。后來祖沖之在大明歷中更提出了每391年設置144個閏月的閏周,得到了更為精密的結果。 

  天文歷法中的新發現與這時期天文儀器的進步是分不開的。西晉太史令陳卓綜合前人的工作,繪制了圓型蓋天式星圖,而使星圖定型化。陳卓的工作成果,一直為后人所沿用。北魏永興四年(公元412年),在晁崇和斛蘭主持下,鑄成了歷史上唯一的一臺鐵制渾儀,底座上設有“十字水平”,以校準儀器安裝。這是中國歷史上利用水準儀的開端。 

  (四)冶煉、鼓風 

  這時期用生鐵和熟鐵合成煉成鋼,是煉鋼技術上的新突破。北齊的綦毋懷文用灌鋼法造宿鐵刀,這是一種鑄鐵脫碳、生鐵炒煉不同的新型制鋼工藝。灌鋼法在坩堝煉鋼法發明之前,是一種先進的煉鋼技術,對后世有重大的影響。鼓風技術也隨著煉鋼技術的突破得到推廣。三國時魏國的韓暨在官營冶鐵工場中推廣應用水排,計其利益比馬排、人排增加了3倍,提高了生產效率,為后代所流傳使用。 

  (五)紡織和農田水利機械 

  馬鈞對紡織和農田水利等機械的改進創新,是這一時期機械制造的新成就。他最突出的是改進織機和發明(或改進)翻車。他把以前織綾用的笨拙而效率低的舊織機改造成操作簡便能提高生產效率的新織機。新綾機的推廣應用,促進了絲織業的發展。他所制造的翻車是以東漢畢嵐的翻車為借鑒,創造出農業排灌的龍骨水車,迅速得到推廣。在近代水泵發明之前,翻車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提水工具之一。此外,馬鈞還制成了久已失傳的指南車,改進了漢以來的連弩和發石車等。 

  (六)建筑 

  這時期佛教的盛行,導致了寺院建筑的大量出現。這些寺院建筑布局是在中國古代宮殿建筑的基礎上,引進了印度寺院建筑格局,如增加了佛塔建筑等。寺院有:前秦永興年間(公元357358年)建于今山東省長清區東南方山之陽的靈巖寺,北魏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建于今山西省長子縣城東慈林山的慈林寺(現名法興寺),北魏孝文帝時建于今山西省五臺縣城東佛光山中的佛光寺,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建于今河南省安陽市西北清涼山南麓修定寺遺址的天城寺,北魏永平至正光年間(公元508-525年)建于今河南省登封縣城西北的嵩山南麓的嵩山寺,北魏時建于今河南省汝州市東北風穴山下的風穴寺,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于洛陽的永寧寺,有9層浮屠。據《洛陽伽藍記》所載,高達1000尺,是當時佛教世界的最高佛塔,北魏末建于今山西省渾源縣城南翠屏山峭壁間的懸空寺,北齊天保年間(公元550-509年)重建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懸甕山麓的晉祠,北齊天保年間建于今山西省晉城東南硤石山腰的硤石寺(是現在青蓮寺的下寺),北齊皇建元年(公元560年)建于今山東省濟寧市的崇覺寺,等等。 

  佛教建筑的另一種類型是石窟寺。它是依山崖陡壁而開鑿出來的洞窟,工程浩大,雕刻精美。如由前秦始建經北魏、西周擴建的今甘肅省敦煌市東南鳴沙山東麓的莫高窟,西秦始建經北魏擴建的今甘肅省永靖縣西南劉家峽水庫的大寺溝西岸的炳靈寺,由后秦始建北魏擴建的今甘肅省天水市東的麥積山的麥積山石窟,北魏孝文帝時建于今河南省鞏義市孝義鎮東北寺灣村東的鞏縣石窟,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始建于今寧夏固原西北須彌山東麓的須彌山石窟,北魏開鑿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部武周山南麓的云岡石窟,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建于今河南省洛陽市城南龍門伊水西岸峭壁及東山頭道橋溝、二道橋溝及萬佛溝等處的龍門石窟,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建立今甘肅省西峰市西北覆鐘山下的北石窟寺,北周末年始鑿于今山東省青州市西南的駝山主峰南崖壁上的駝山石窟,北朝建于今陜西省彬縣城西的清涼山上的大佛寺石窟(原名慶壽寺),等等。 

  (七)數學 

  這時期的數學以劉徽最有成就。他著的《九章算術注》和《海島算經》,是數學上的寶貴遺產。他不僅對《九章算術》中的大部分算法一一予以論證,同時還創立了“割圓術”等若干新的算法。《海島算經》又稱“重差”,則是中國古代關于測量數學的重要著作。 

  (八)醫學 

  在兩漢的基礎上,這時期中國傳統的醫藥學進入一個廣泛總結整理的階段,出現了大量醫藥著作。王叔和所著的《脈經》和皇甫謐所著的《針灸甲乙經》較有影響。王叔和精研醫學重視診脈,收輯前代診脈文獻,結合自己的體會,編成《脈經》10卷,是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又輯集散佚的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并加以整理,使這些醫學文獻得以保存。皇甫謐《甲乙經》一書,乃根據《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等書,結合個人的治病心得著成。 

  (九)地學 

  地理著作和地圖集的大量涌現,是這個時期的又一特點。與黃河有關的如晉初摯虞所著的《畿服經》,西晉裴秀編制的《禹貢地域圖》,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等。 

  酈道元先后在今山西、河南一些地方任地方官,對當地的地理情況進行考察和詳細記錄,他還博覽群書把歷史上的地理變遷盡可能地記下來。《水經注》計40卷,記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條,注文20倍于《水經》原書,約達30余萬字,所引用的文獻470多種,還轉錄了不少碑刻材料,是一部頗具匠心之作。裴秀在總結前人制圖經驗的基礎上,第一次確立了中國古代地圖繪制的理論——六條原則,即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裴秀提出的這些原則,是繪制平面地圖的基本科學理論,一直影響著直至清代時的傳統制圖學。 

  二、藝術 

  (一)繪畫、書法、雕塑 

  1.繪畫。從西晉開始,許多畫家不再滿足于實用的裝飾畫與史跡的圖解,開始重視形象的細致描繪。更應看到的是,印度佛教的傳入,對中國繪畫的影響巨大。大量佛教繪畫的傳入與興建佛寺的需要,使畫家們有了重新學習與創作的用武之地。在黃河流域有西晉人衛協和張墨,北齊人曹仲達,北周人田僧亮等,都有較高的藝術成就。衛協所畫的佛教人物與肖佛冠絕一時。 

  2.書法。這時期書法也有相當高的造詣。尤其是北魏造像刻的造像記。“龍門二十品”當屬上乘之作,其書法方峻雄強,頗多變化。其他又如三國曹魏時,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刊刻的《正始石經》(又名《魏石經》、《三體石經》),原立于魏都洛陽太學門外西側(遺址在今河南省偃師縣佃民鄉),它是由古文、小篆、漢隸書三種字體書寫的。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刻的《鄭文公碑》,上碑在今山東省平度縣天柱山最高處,下碑在今山東省萊州市云峰山。書法雄渾磅礴、落落穆穆。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立,現存于山東曲阜孔廟的《張猛龍碑》,字體嚴謹,富于變化,用筆方正雄強,但毫無拘謹板滯之感。被康有為譽之“榜書之宗”的鐵山、崗山摩崖石刻,在今山東省鄒縣縣城西北。鐵山刻石字體以隸書為主,間用篆勢,雜以草書,用筆方圓兼施,以圓為主。崗山刻石,大字多以方筆結體,以楷為主,間有隸意,行筆多露鋒,小字則圓潤端秀。北魏、東魏、北齊分別于今山東省萊州市和平度縣云峰、天柱山刻的云峰山、天柱山摩崖石刻,書法或端莊雄渾,或縱橫高邁,上承篆隸遺緒,下開隋唐書風。 

  3.雕塑。佛教的傳入,造像活動也隨之產生。北魏黃河流域的石窟寺造像在今甘肅、河南、山西、陜西、山東等省均有發現。其中以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和山西大同云岡石窟造像為其代表。龍門石窟的造像,面容清秀、兩肩削下,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的新風格,符合中原漢民族的特色。而云岡石窟造像,受外來造像風格(尤其是印度)的影響,面形圓潤,深目高鼻,兩肩平闊,以及身著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飾。 

  (二)音樂、舞蹈、雜技 

  1.音樂。魏晉時期在音樂上正醞釀著新的變化。在北方隨著各少數民族內徙和佛教的流傳,中亞、天竺等國的音樂與曲項琵琶、五弦琵琶、羯鼓等樂器大量傳入中原。這時又因為時代動蕩,大批文人于世事失意而寄情于酣酒賦詩、彈琴論樂之中。他們精通音律,在音樂史上做出了貢獻。“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曾作琴曲《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并著有《琴賦》和《聲無哀樂論》等音樂論著。“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曾作琴曲《酒狂》,有音樂論著《樂論》一篇。還有“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以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著稱。 

  2.舞蹈。隨著西漢政權的崩潰,興盛100多年的樂府被黜。到了西晉太康年間樂舞也曾有過發展。但南北戰爭使大批舞伎流落民間,客觀上促進了舞蹈文化的普及與民族文化的交融。使傳統舞蹈注入新鮮血液。《清商樂》就是西晉時俗舞的總稱。 

  3.雜技。曹操父子統一北方,保存了漢代雜技百戲。曹操對于善于幻術奇技的方士之流人物都盡量搜羅。魏明帝曹叡又于青龍三年(公元235年)在洛陽宮建總章觀,命博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 

  三、文學 

  漢末魏初是詩歌發展史上一個嶄新時期。在黃河流域,涌現出的建安詩人中,曹操是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作者,并以他的身份推動過建安文學的興盛。曹操的兒子曹丕、曹植的詩也很有名。還有“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陳琳以及著名女作家蔡琰(蔡文姬)等人的詩作,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北朝民歌,由于地理環境和人文條件的關系,也很有特色,刻劃了黃河流域北方邊疆的社會生活和民族風貌。如《敕勒歌》、《木蘭辭》等,尤其是《木蘭辭》更為知名。 

  整個三國晉南北朝的散文不發達。但北朝卻出現了兩部與黃河流域有關且很有價值的著作《水經注》和《洛陽伽藍記》。它既是地理著作,也是優秀的散文作品。 

  三國晉南北朝的文學評論也在黃河流域發展起來。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評論史上重要論著之一。 

  四、哲學 

  此時期玄學的產生,并與逐步取得正宗地位的道教和佛教相結合,成為當時封建統治者的三大精神支柱。曹魏時以何晏、王弼、郭象、向秀為主要代表,他們否定事物存在的真實性。當時對玄學持不同觀點的有西晉裴頠,他提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客觀存在,萬物變化與相互作用是錯綜復雜的,是客觀規律的根源。 

  這時期的各派思想家和科學家,關于宇宙理論的探討最為活躍,名學爭論也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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